8月10日下午，湖南湘潭县妇幼保健院一名张姓产妇，在做剖腹产手术时，因术后大出血死亡。该事件被曝光后迅速在网络上引起关注。有篇名为《湖南湘潭妇幼保健医院一产妇剖腹产死在手术台 医生护士集体失踪》的报道，看标题已知其立场，剑指医方。从传媒学的角度，这篇报道很成功。
网上有关报道虽然如飞雪搬铺天盖地，仍不足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事实真相。从诊疗事实角度客观地说，我们只能确定这样一个事实：张姓产妇于湘潭妇幼保健院剖宫产娩出一活婴，后大出血抢救无效死亡。至于家长的说法（限于诊疗事实这一部分，不及于事后行为）和院方公开回应中提及的诊疗过程，都是不确定的事实，需要司法调查程序检验、确认。
现阶段，笔者把该案事实仅囿于“张姓产妇于湘潭妇幼保健院剖宫产后大出血死亡”，当事双方各自陈述的其他信息，只能作为参考。在此基础上，笔者尝试从以下几个角度去解读这个事例。
从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角度，我们是否要思考采取怎样的方式解决该类纷争才是正当的？
死者家属严重质疑死因及院方过错，而院方对此不置可否，医患之间的纠纷已现，本案属医疗纠纷无疑。由于医疗纠纷涉及到复杂的医学、法学知识和经验，除非有显而易见如纱布遗留在病人体内这样的错误出现，否则一般很难迅速对其作出是非判断，尤其是在缺乏完善的原始病历的情况下。这种是非判断，通常就是指医院有无过错。判断医院有无过错，目前的法律程序赋予患者两种途径：一是在诉前直接向当地市一级医学会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（患者死亡的，家属对死因有异议的，建议先行申请尸检以明确死因）；二是在诉至法院后申请医疗过错司法鉴定（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），由法院委托相关司法鉴定机构进行。无论是哪一种鉴定，一旦确定医院存在过错及过错程度，法院就会据此作出相应的裁决；或当事双方诉前、诉讼调解结案。诉讼的话，周期可能会很长，需要耐心。
就本病案而言，正确的做法是：患者家属首先应封存所有原始病历，同时要求复印；如对死因有异议，则应在死亡后7天内（具体冷冻条件的，否则应在48小时内）申请尸检确定死因；7天是最佳期限，不是说必须要在该期限内。不申请尸检的（申请尸检的在尸检报告出来后），可以尝试向当地医调委申请组织调解；医调委调解不成的（或不经医调委调解的），可以直接诉至法院。家属也可以在诉前先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，带鉴定结论出具后再行协商或诉讼。以上是解决医疗纠纷案件的基本法律程序。当然，深入其中的话，还有很多程序和实体上的问题，需要具体操作解决的。
以上，是笔者认为的正当的解决程序。
从医患关系构建的角度，我们是否面临着诸多难题亟须解决？这些难题的存在是合理的，还是本身就是一个伪难题？
多年以来，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未有舒缓，稍有差池就有被点燃的风险。这些难题无非是集中在以下方面：医患之间信任缺失；沟通乏善；医方治疗过程缺少人文关怀；过度医疗；出现医疗纠纷后，有的医方规避责任，甚至不惜伪造、篡改病历，以隐瞒真相；患者维权渠道不畅，但也有借势大行医闹者；还有现行的医疗体制问题。另外，部分媒体报道失衡，使大众不明真相陷入报道预设的立场中，也对医患关系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。
以上这些难题确确实实存在了许多年，也确确实实没有缓和的迹象。但存在的就一定是合理的吗？依笔者看法，这些难题都是伪难题（医疗体制问题除外），本身就不应存在或至少不会如此之多、如此之久的存在。如果，医者能够谨遵其职业操守，对患者尽最大程度的诚信、善良、注意义务，信任会缺失？沟通会不顺畅？有关诊疗方面的上述难题还会存在吗？笔者深信，如果真能如此，绝大多数医疗纠纷将是可以避免的。
对应地，笔者也希望患者一方能改变态度，理解、信任、给予医者足够的尊重。出现纠纷后，理性对待，遵循法律程序解决。而不是动辄归咎于医者个人，或在医院内搭设灵堂干扰正常的医疗秩序，甚至对医者大打出手，行杀医、伤医之严重伤害医患关系之事。
最后，从新闻角度，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事件？是一哄而起还是理性回应？
对于不同的主体，有着不同的要求和期待。对媒体而言，客观是其唯一的准则，不夸张、不煽情；对当事医院（及所属卫生部门）而言，依据诊疗事实（或者说依据原始病历记载）给予理性的回应，不逃避、不扭曲；对于患者一方而言，笔者也希望尽量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，披露相关案情；对于公众，这是最庞大也是最复杂的一个群体。这样的一个群体，距离信息源可谓之远，但某些时候却似乎最能掌控“真相”。对此，我的期待是，每个人尽量有自己的判断，不盲从不轻信。
结语：预设立场的报道、信息不对称、受众分析能力的差异，往往会颠覆事件的真相。记得有人说过，在既没有对比、也缺乏判断力的情况下，公鸡也会被当作是凤凰。不知是否？
（文/ 李军）
